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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更好應對城市型水災害有沒有什么建議和策略

2021-07-28 13:30:55 來源：中國科學報

今年7月17日以來鄭州持續多日遭受暴雨襲擊，其中20日16~17時降雨量達到201.9毫米（mm）。消息轉來，第一反應，感覺這簡直不可思議！此前所知造成慘重損失的“75·8”暴雨，最大小時雨量為198.5mm。

求證為可信之后，聯系在日本與中國臺灣的朋友，得知日本1982年7月23日的長崎水災，奪走299人生命，暴雨中心最大小時雨量187mm，至今仍為日本城市水災中小時雨量的最高紀錄。臺灣大學教授張倉榮亦發來相關數據，其最大小時雨量紀錄為1974年7月6日214.8mm（澎湖）, 其次為2010年10月21日200mm（蘇澳）, 但前者是發生在外海離島上。

故張倉榮也認可，“這個（鄭州）是破了陸地測站的紀錄了！”一個千萬人口級的省會城市遭受到創紀錄的特大暴雨，災情之重刷新了人們的經驗認知，也引發了如何更好應對城市型水災害的沉重思考。

極端天氣下尤需警惕城市型水災

7月中旬，當歐洲暴雨洪水達到破紀錄規模時，筆者曾擔憂：“月初當北美熱浪達‘千年難遇’時，我曾說要警惕極端天氣的連鎖反應。這話應驗在了近日歐洲的大洪水上。下一個極端，會否轉到亞洲來呢？”當時筆者曾想，全球天氣系統紊亂達到極端量級時，不會輕易平息，亞洲該防范下一只“黑天鵝”了！沒想到，一語成讖！

鄭州此番降雨雖然與“75·8”暴雨的極端量級相當，但兩者并無多大可比性。“75·8”是強臺風深入內陸，到伏牛山區后滯留徘徊，形成超常特大暴雨，沖垮兩座大型水庫和數十座中小型水庫，造成極其惡劣的潰壩洪水；而這次鄭州暴雨，臺風“煙花”還在千里之外，卻與異常過早“北跳”的副熱帶高壓配合（7月北美高溫就與此有關），形成了高效穩定的水汽西送通道，且未達山區就將暴雨傾盆扣在了鄭州頭上。

雖說降雨量能在鄭州破紀錄，大大出乎人們所料，但是當千萬級人口的大城市遭受極端暴雨襲擊，基于對城市型水災害基本特性的認識，其災難之嚴重、應對之艱難，又完全是可想而知的了。

目前仍處主汛期中，臺風“煙花”登陸，人們亟待深化對城市型水災害特征的認識，全力做好風險防范。

城市型水災害具連鎖性、突變性與傳遞性

前述長崎特大暴雨造成的水災，暴露出許多傳統水災不具有的特征，從而建立起了“城市型水災害”（都市型水害）概念。其基本觀點是，現代城市的正常運轉對交通、通信、供水、供電等設施的依賴性越來越大，城市空間的立體開發與資產密度的空前提高，以及向高風險區域的擴張等，都使現代城市暴露出了在洪水災害中的脆弱性，從而對防災體系建設提出了全新的要求。

2005年，卡特里娜颶風襲擊美國南部，因災死亡1833人，新奧爾良市因堤防潰決全城被淹。相比之下，1993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直接經濟損失為180億美元，而這次一座現代化城市因水患遭受滅頂之災，直接經濟損失高達250億美元，加上間接損失超過1200億美元。

現代社會中，城市型水災害的威脅對象、致災機理、成災模式與損失構成均發生了顯著變化，并表現出連鎖性、突變性與傳遞性的特征。

其一，連鎖性?，F代城市中，交通、通信、互聯網、供水、供電、供氣、垃圾處理、污水處理與排水治澇防洪等系統在關鍵點或面上一旦因災受損，會在系統內及系統之間形成連鎖反應，使城鎮化區域更容易發生次生、衍生災害，導致受災范圍遠遠超出受淹范圍，間接損失甚至超出直接損失。其二，突變性。城市洪澇調控與適應能力增強，可減輕洪澇損失；然而一旦暴雨洪澇規模超出工程防控能力限度，便會出現損失急劇增長的現象。其三，傳遞性?，F代工業體系中產業鏈更廣泛而緊密，遠在災區之外的企業，會因上游企業受災而承受傳遞的風險。

認清城市洪澇風險的連鎖性、突變性與傳遞性，是強化洪水風險管理與應急管理的重要基礎。

新世紀以來，我國人口城鎮化率從2000年的36.1%提升到2020年的63.9%，城鎮人口從4.59億增長到9.02億人；與此同時，城鎮建成區面積從2.24萬平方公里擴展到6.03萬平方公里。規?？涨暗某擎偦M程對我國防洪抗旱形勢產生了全局性的深遠影響。一方面，城市向低洼易澇區和山丘區擴張，加劇了洪澇與山洪對城市的危害，2006年以來，“城市看海”幾成常態。

另一方面，農村大量青壯勞力外出務工，農村和偏遠地區堤防常年維護與汛期搶險的能力明顯削弱；隨著農村土地流轉率的提高，一旦從事集約化經營的種植養殖大戶遭災，面臨的將是難以承受的巨大損失。水旱災害已構成區域返貧的潛在推動因素，風險不容忽視。

應對城市型水災害的策略與建議

對于城市型水災害，尤其當暴雨洪澇達到超標準的規模，完全依靠工程措施控制是很難的?？陀^地說，像鄭州這樣極端暴雨的災難規模，遠超防洪排澇工程的調控能力，是對應急響應體系與能力的實地檢驗，也對韌性城市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首先，明確城市的高風險點。城市遭受不同規模超標準暴雨洪澇的襲擊，受淹范圍與危險程度是明顯不同的。運用現代化的暴雨洪澇仿真技術，可以給出不同規模及不同組合條件下的城市洪澇風險圖，據此識別出水深、流急的高風險點，為應急決策與響應提供基本的依據。

其次，健全與完善分級預警與應急響應的體制機制。分級預警涉及災害種類、危及的范圍、危險的程度與緊迫性。我國已經建立了藍、黃、橙、紅四級預警體制，氣象、水文、國土、應急等多家部門根據各自的分工與掌握的信息分別發布暴雨、洪水、地質災害與防汛等預警信息，但是這些“有字無圖”的預警難以為相關部門和社會公眾所理解。另外，我國也已建立起自然災害的四級響應制度，編制了四級響應的各種預案。但是這些預案大多未以風險分析為基礎，且多年未針對變化環境進行過任何修編，針對性與可操作性不強。尤其針對鄭州這種創紀錄的暴雨，實際規模已經大大超出通常意義上的紅色預警級別，更無相應預案可循，這也是本次應急反應遲鈍的原因之一。

第三，全面加強搶險救災、轉移安置的能力建設。面對超標準規模的城市洪澇災害，要全力搜救死傷人員，為因災陷入困境的人與家庭提供幫助，盡快恢復城市生命線系統（交通、通信、網絡、供水、供電、供氣等），保障城市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給，盡快排除關鍵區域的積水，恢復與保障醫療系統的正常運轉，做好衛生防疫，清理與處理好倍增的水災垃圾等，需要各級政府、相關部門的協調聯動，也需要全社會的動員與參與。沒有平時的準備和足夠的能力建設，再好的預案，也可能無力實施。

第四，恢復重建應考慮更具災害韌性的要求。大災之后的恢復重建，如果只求恢復原樣，當下次災害來臨，仍難免再次成為水毀的對象。針對氣候、環境的變化趨勢，災后重建中如何使社區以及城市更具適應性與耐淹性，是韌性城市建設中必須把握的機遇。

最后，大災之后，務必認真總結與反思，找出水災中暴露的薄弱環節與新的迫切需求，為修訂與完善相關法規、創新防災減災與減輕風險的運作機制、健全災害風險管理與應急管理體系提供基本的依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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